我一向认为，相对而言，二战后历届美国总统中吉米・卡特是最诚实的，最少政客味道，是真诚地信奉人权、平等、和平的政治家。就以总统就职演说而言，自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多数总统表达的是美国的力量和信心，充满豪
但是卸任以后，他却更加持久而积极地坚持他的一贯信仰，在各种重大事件中发出呼声，发挥作用，产生影响，达四分之一世纪而不少衰。这在“前总统”中也是很少见的。他创立了卡特中心，以此为平台，推行他的理想，对内倡导平等，为弱势群体谋福利，身体力行，甚至亲自参加为穷人盖房的劳动（不是象征意义的作秀）；对外主张和平，几次公开反对美国对外用兵，热心进行和平斡旋。近年来他先主张取消对伊拉克制裁，９．１１以后，他是少有的公开反对出兵阿富汗的政治人物，在当时的气氛下，可能由于他的特殊身份才得以在电视上发表他的观点。毋庸赘言，美国打伊拉克他是坚决反对的。对内，他坚持平等的原则，一贯对美国的贫富分化现象持批判态度。并且反对右派指穷人贫困是因为自身太懒，不求上进之说，认为任何人，不管天赋如何，生活环境如何，只要给他们以平等的机会，都能获得生活上的成功。所以他的思想与新老保守主义都是对立的。卡特作为一个特殊的美国的公民，将基督教精神和社会生活融合成一种新的改变美国的动力，并在美国社会中持续发挥着他的影响。
在美国政治思潮的光谱上，卡特属于自由主义偏左翼，他从这个角度批判美国政府当前政策，与目前美国正在掀起的批判方向相一致。但他对小布什的批判远不是美国社会中最尖锐的。这本书也并不是唯一一本批评美国时政的书籍，在此之前美国出版过大批书籍，各大报纸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不少观点更加尖锐、激烈。新保守主义现在已经走下坡路。最有代表性的是原来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福山的反思。他在《新保守主义之后：十字路口的美国》一书中说，美国利用冷战之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机会，试图一鼓作气把全球都变成民主国家，因此进行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但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在伊拉克美国再次面临无法将战争进行下去的局面。他也提出美国的权力在世界上无与伦比，正因为如此，必须要谦卑。卡特的这本书顺应并推动了这一反战和批判布什政策的潮流的发展。
不过这本书不仅是反对现政府的政策，也不单纯是反对“新保守主义”，更非大选即将到来之际的一种党派斗争的宣传。而正是如书名所表达的，代表了一种深刻的道德危机感。卡特是从美国根本的价值观――基督教最基本的理想来反观美国现在的行为究竟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有多远。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希望美国人在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上回复到基督教最基本的观念和信仰上。他认为衡量成功的依据不在于人在追求财富、资产、影响及名誉方面所具有的竞争力，而在于是否坚持上帝关于真理、谦卑、奉献、同情、宽恕和仁爱的准则。他在书中处处强调他的基督教信仰，以及在这种坚定信仰之下对自己所经历的生活与美国现行政治生活和政策的全面反思和批判。
另一方面，对其他宗教，他真诚拥护信仰自由。他说：“作为世界上种族最具多样性、人民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国家，我们认识到，为公民提供准确信息、尊重不同的意见和信仰、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容许自由而公开的辩论，是十分可贵的价值准则”。因此，他反对当前对美国保守派政治影响很大的极右派宗教思潮，意味深长地称之为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这点更加证明他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因为自由主义的精髓是宽容。
在当前美国社会物欲横流，对外不可一世的形势下，卡特似乎有点特立独行，似乎是偏离主流的异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他代表的也是美国的主流思想。事实上在美国社会中这样的批评和反思是很常见的现象，是一种自我纠错机制，因为当权者总是很有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当错误越来越严重时，来自各方的反思和声讨也就越来越强烈，纠错机制就会发挥作用。这是源于美国人一直不相信仅靠政府的权威就可以正确引导他们的国家走向正道，其制度设计也是基于这一前提。每当执政者的错误积累到一定程度，国家出现重大偏离时，就有一种强有力的反省力量将其拉回正常的轨道。这也是美国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社会的希望所在。美国的政治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逻辑，因此面对美国社会的反对声音和浪潮时，不必大惊小怪，当各方面大声疾呼“危机”时，也许正是“转机”。对于前总统卡特的书也应作如是观。
不过道德滑坡没有政策偏差那么容易扭转，这是一个全球现象。不论原来属于什么道德体系的民族，都有一种“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慨叹。面对商业化、消费主义、拜物主义大潮，似乎一切传统美德都在被腐蚀、冲垮，似乎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与精神文明成反比。这里只谈美国，其实从马克・吐温称为“镀金时代”的时候，已经发生这种现象。二十世纪初期有过一次重大的改革运动。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从以反越战和争取民权为主题的学生运动开始的社会运动是国人比较熟悉的。更宽一点理解，那也是一场充满理想主义的运动，其主体是出身中产阶层，衣食无忧的青年学生，感到美国如此丰裕的社会却存在这样的不平等现象，包括种族的和阶级的，还有对外以强欺弱，穷兵黩武，乃至环境污染等等，于是发起运动，以消除不合理、非正义现象为目标，得到上层精英的响应，形成声势浩大的运动。应该说又是一次对社会纠偏和净化的运动。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运动骨干的“学生争取民主组织”的领袖汤姆・海顿就是天主教徒，属天主教左派。参加这一运动的也有左翼基督教福音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从左边冲击美国保守势力，以更好地实现自由平等的理想的运动，却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年轻人不再笃信宗教，传统道德规范被打破，出现了“放任的一代”，“反文化”、“嬉皮士”、家庭观念和责任感淡薄、吸毒、性放任，以及变本加厉的消费主义等等。于是七十年代又有反弹。右派出来批判，指责六十年代的群众运动是造成行为放荡、道德滑坡的罪魁祸首。他们也以基督教为依据，认为美国当初开国元勋如杰斐逊等主张自由主义时心目中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基督教的道德律令，这是所有人的共识?在这一律令约束下才讲人的自由权利。但是现在青年一代宗教信仰淡薄了，那自由主义失去了约束，就变成了为所欲为，所以要倡导道德重建。因此以南方为基地的一个右翼宗教派别叫“道德重建”派，从那时急剧壮大，其信徒成为不可忽视的选民力量。９．１１之后，这些右派宗教势力常发出反伊斯兰的言论或有歧视阿拉伯裔美国人的行为，所以卡特称之为“原教旨主义”。现在，卡特又从另一方面以基督教为依据，企图力挽道德堕落的狂澜。
可以看出，在精神和道德层面，美国的核心依托还是基督教，左派右派都以此为据。也许幸亏有这样一个精神支柱，这个民族才不至于为强大的权欲和物欲所淹没。
（《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美〕吉米・卡特著，汤玉明译，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４月第１版，２６．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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